加州的夏日总是苦长。傍晚，伯克利大学的沿廊下，三三两两的学生都拥坐在石阶上纳凉。有人拿着尤克里里在弹唱着小曲，也有人喃喃自言地附和着音调。施怀儒的办公室在一楼，靠近走廊处。夕阳落在玻璃窗上折射出一道金光，伴随着来往的人影憧憧，一道映射在办公桌上。起初，他强睁着早已布满血丝的眼眸，一句一句地默念着文章上的段落。后来他就止不住地皱着眉头，使劲捂着耳朵。实际上，办公室的隔音效果并不差，他在里头是听不到什么声响的。可是那些光线和影子交杂在一块，总让他觉得心下十分烦躁。作为一名微生物学副教授，施怀儒在业内原本负有盛名。在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就成了伯克利大学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。他发过不少顶级杂志文章，也申到过不少大的项目基金。同事、朋友们总是玩笑说，照他的苦干速度，将来少不得是要拿诺贝尔奖的。施怀儒虽然总是一笑置之，心下却多少对自己也有几分期许在。可是老天爷好像对他开了一个玩笑似的，一过了三十的年纪，从前那些溢美之词就跟他有些完全不沾边了——实验团队的项目熬了整整三年才出的文章，如今接连被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和《柳叶刀》等顶级期刊直接退稿，甚至连重大修改的机会都没有。几年来，施怀儒靠着对科学的狂热，把自己囚在这堵科研的高墙之中，将岁月与精力一点一滴统统都倾注进去了。可是他又得到了什么？不过是一句“研究方向几乎看不到任何意义”的评价。这又叫他如何不感到沮丧？咖啡机上烧着的咖啡在“咕咕”地冒着热气，浓香已经熬出来了，自动跳到了保温状态。科研人的桌子上，总是少不得咖啡这样东西，一日不喝个三四杯，浑身上下就好像提不起劲来。